在广州海珠区城中村的鹭江南约大街，一条临时的“招工长龙”在早春的阳光下悄然形成。街道两旁，制衣厂老板们举着招工纸牌，手中的衣物随风摆动，他们的目光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一年里的第一批工人。
“今年招人真是难。”湖北的李佳站在招工的队伍中，从早上七点多开始，他就一直在寻找新的员工。尽管询问的人很多，但真正愿意加入的人却寥寥无几。康乐、鹭江、五凤、瑞宝等片区，作为广州中大纺织商圈的核心区域，制衣厂遍布其中。元宵节前后，这些制衣厂老板们纷纷走上街头，寻找新的劳动力。今年的情况却有所不同。
“招工的老板多，愿意打工的人却少了。”来自湖北荆州的黄立站在人群中，感慨万分。从正月十一开始，他的制衣厂就开始派人出来招工，但效果并不理想。他说：“我们更希望招到长期稳定的工人，但很多时候都是零工，做几天就走了。”
这个现象并非个例。在后疫情时代，工人的流动性增大，工厂越来越难留住工人。制衣厂老板们纷纷表示，现在是应聘者比招聘者还多，很多工人只愿意做简单的活，对于手艺复杂的岗位，更是难以找到合适的人。
随着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下降，就业市场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。更多的农民工选择流向第三产业，如外卖骑手、快递员、专车司机等新型行业。而传统的制衣行业，则面临着招工难的困境。
在广州的“湖北村”，尽管制衣厂老板们纷纷走上街头，举起招工纸牌，但很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。一位制衣厂老板娘无奈地向记者展示T恤样板：“这么简单的工作都没人愿意来做。”更多的老板选择招聘零工，以缓解用工不足和控制成本。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：工人的流动性更高了。
刘玲是黄立招到的少数工人之一。对于工作，她只希望做白天的工作，不愿意晚上工作。她表示：“我以前做过制衣，现在就想找点事情做做。”她的出现或许能给这个招工难的局面带来一丝缓解的希望。
总体来看，广州的“制衣村”面临着招工困境和工人流动性高的双重挑战。随着科技进步和数字化时代的来临，新兴行业和就业岗位的出现改变了就业市场的结构。对于制衣厂老板们来说，如何适应这种变化，吸引并留住工人，是他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。制衣厂里的日常与变迁
许多制衣厂工人并不像刘玲那样只上白班、不上晚班。在黄立的工厂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员工陈展，一边在缝纫机前熟练作业，一边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了工厂的现状。这里的工人大多数是从清晨忙碌到深夜，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，薪资则是按照完成的件数计算，多劳多得。据黄立透露，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月薪甚至能达到一万，普通工人也能拿到6000到8000元的收入。
走进黄立的厂房，可以看到大约60台缝纫机整齐地排列着。在疫情之前，这些工位几乎都座无虚席，而现在，工厂里只有大约20名工人，三分之二的缝纫机都处于闲置状态。陈展表示，随着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越来越少，每年都会有数千名工人流失，招聘新人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许多年轻人不愿从事制衣这一辛苦且需要长时间投入的行业，一些老工人也开始考虑退休回家的计划。
农民工平均年龄的逐年提高和年龄结构的老化，或许也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根据一份报告，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了40.8岁，而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接近25%，与此16到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持续下降到只有约25%。
对于这些小型的制衣作坊来说，疫情的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退。黄立无奈地说，去年受疫情影响，订单大幅减少，工厂长时间处于停工状态。一旦没有工作可做，许多年轻工人就会选择离开，去寻找有工作的工厂。李燕表示，她会过一段时间再在街上招聘工人，那时一些工人忙完当前的工作后，会出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“制衣村”即将迎来旧改。凤和联社的康乐村和鹭江村已经开始进行更新改造，这个曾经繁荣的“制衣村”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历史。根据招标公告，改造工作需要在确保的时间节点前完成，以确保安置房的建设和交付。当第一财经记者问及这一改造计划时，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听说过但不太清楚具体的细节。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他们仍然专注于当前的工作。
在广州大力推进城市更新的背景下，“制衣村”的改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广州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城市更新目标，并计划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推进不同类型的更新项目。黄立的制衣厂就隐藏在一个城中村的三层楼房里，周围都是类似的制衣厂。中午时分，尽管工人们都在忙碌地工作，但大多数制衣厂的工位并没有坐满，甚至有些只有少数几名工人在工作。尽管如此，仍然有一些执着的老板在街道上积极招聘工人，期待着未来能够重新焕发这个行业的生机与活力。
